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地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强制性限产、限能运动。鉴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强制性与约束性特征，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这场运动必然会持续进行。

　　在此前两天的本报社论中，我们已经指出过，不少地方以如此激进的、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态度，且主要以行政手段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个中实有无奈之处。无论这场“运动”将产生怎样的利弊，各地行政官员都会坚决地执行下去。毕竟，中央问责的令箭已经悬在空中，地方官员是谁也不想被此令箭刺伤。

　　这个时候，有工信部官员出来表态，称今年须坚定不移地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但下一步要采取一些常态化管理的手段。这个表态，隐隐说出了当前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困境，也指出了“十二五”期间的工作方向。“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指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这个任务已经压得一些地方气喘吁吁。很明显，“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任务会更重。如果没有常态化的、追求长效的有力措施，可以想见，到“十二五”期终考核前，即便再来一轮更激烈的应急“运动”，恐怕也难以实现这个阶段的目标了。

　　现在的关键是，未来的节能减排，究竟该实施哪些常态化的措施。显然，“十一五”结束前的无奈赶考现象，理当在这个时间节点内就画上句号。应急的事情，做一次可以理解，做两次则难以得到原谅。如果只是将目前的一些应急性的、短期化的做法移植到“十二五”阶段中，恐怕会弄出问题来。

　　比如，一些地方在突击完成“十一五”指标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刀切”的情况，或者不分“两高”和非污染类企业的差别，都强行施以限能、限电要求，或者一味采取关停政策。在这种种做法之下，节能减排固然能取得些许成效，但其副作用很大，不仅误伤了一些企业，还影响到了经济发展。

　　因此，所谓常态化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本质就是要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以立足完成短期目标，更着眼长远的态度，来兑现政府向国内、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节能提高能效的贡献率要达到85%以上，挑战无疑是巨大的。还要知道，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任务，必须化解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和保持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这一对矛盾，同时，节能减排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形成倒逼机制。

　　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推动基于行政手段的命令型机制与基于市场手段的激励型机制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行政性手段的作用不可忽视，市场化的手段更应该鼓励。比如，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等等，都需要依靠行政性的命令及政府的政策推动来强化执行。对可能完不成任务者，还要辅以严格的问责制。在节能减排这种关键问题上，制度太软不行，问责无力也不行。

　　同时要看到的是，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适当政策，当着重以引导企业将节能减排内化成企业战略为方向。企业重视节能减排，固然是其自身社会责任的体现，但也是应该承担的义务。有些时候，这种义务光靠政府强迫不行，还必须依靠合适的制度加以激励。比如，通过环保、土地、金融与财税等多方面的政策手段，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同时，建立排放交易等制度，使主动节能减排者有收益、有奖励。

　　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切实加强用能管理，强化重点耗能单位节能管理。其中的核心含义，仍然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消费效率，以及大力倡导节约利用能源。中国的能源消费，是个大问题，包括未来国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将关乎节能减排的成败。

　　另外，我们也一向认为，节能减排是全民性的事业，需要全社会民众的参与，而不只是政府与企业的事情。推动全民参与节能减排活动，推动非政府机构参与到节能减排的事业中，都不无裨益。唯有政府、民间机构（包括公民个人），以及企业三个层级节能减排的系统完整地建立起来，节能减排才可真正算是全民性的事业，长效机制才可真正发挥出效用。